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五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决定对《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第二项修改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第三项修改为：“北京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市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二、第五条修改为：“市和区、县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其它条款中的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的规定，相应修改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三、第六条修改为：“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每10年组织一次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建立野生动物资源档案。”
四、第七条修改为：“公园、林场、风景游览区应当悬挂巢箱，设置鸟食台、水浴场等，对野生动物进行人工招引和保护。”
五、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破坏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由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恢复原状所需费用3倍以下的罚款。”
六、第十条修改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它特殊情况，需要捕捉国家、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捕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二）捕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和本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三）猎捕本市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狩猎地所在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狩猎证。”
七、第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非法捕杀本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吊销狩猎证，并处相当于猎获物价值5倍至1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第十一条第四款修改为：“非法猎捕本市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并处相当于猎获物价值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第十三条第四款修改为：“违反本条第一、二、三款规定的，由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捕工具，并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第十六条修改为：“本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第十七条修改为：“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证件，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1997年6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4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陈小辰婚姻案件所提处理办法及商榷意见的答复

195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10月17日函并报告已悉。关于陈小辰与刘西耕婚姻案件，你院及专县分别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分院并在地委和专署直接领导下就此案件又作了一次具体的调查，以补本院杨显之同去和省院刘国坤同志前次调查的不足，并在调查中间，分别教育了有关干部和群众，这都是做得对的。省院于总结专县的检讨后，就若干观点问题组织了讨论，并向本院提出商讨的意见，这种对待工作负责钻研的精神，也是值得提倡的。现就你院提出的问题分别简复，望研究执行。
一、对本案处理问题：同意你们意见，主要的应贯彻教育的目的。对个别同志必要的处分，也是为了教育和警惕这些同志更好的正视和改正缺点或错误。至于撤销前判另发判决书问题，我们认为前判在某些观点上虽有错误，但陈已执行期满释放，本院和省院曾分别向专县干部和陈刘本人进行了教育，专县两级亦已作出书面检讨，因之，撤销前判另发判决书已无必要。关于陈克堂部分可于调查后据情处理。其余均可照办。除报告中（乙）所提商榷意见不宜发表外，本案处理结果及专县检讨可在省报择要公布。
二、对你院所提商榷意见的意见：
（一）本院9月1日给你院信中第一点提到：“霸县疙疸村村干部对陈小辰和刘西更的婚姻问题，由于封建落后思想，采取了非难乃至干涉的行为，这表现在对待陈刘双方均无配偶的一种自主自愿的结合，认为是通奸私逃，加以捕押，并施用压力要他们散伙。”这一段话的全部意思是批评村干中的封建落后思想及其对陈刘婚姻的非难乃至干涉的行为，这是很明白的事实。而且在法律上我们也不能不认为陈刘的婚姻关系是一种自主自愿的结合，而不是通奸私逃，但村干正是把陈刘婚姻关系当作是通奸私逃（县法院判决书上也这样写着），加以非法的干涉，这种错误必须指出。我们所说“陈刘双方均无配偶的一种自主自愿的结合”，是指他们从恋爱到结为夫妻关系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自主自愿的结婚。婚姻法规定结婚应办理登记，这个法律手续是标志着一对男女已由恋爱结为夫妻关系，开始了夫妻间共同生活中权利与义务的法律上的责任。陈刘婚姻关立建立在婚姻法公布以前，而且他们也已经根据旧俗“拜了天地”，村干和陈克堂的干涉，正好是在陈刘结婚之时，而干涉者的理由是“通奸私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承认“陈刘双方均无配偶的一种自主自愿的结合”，是根据事实，也根据法律，这与通奸及“乱合”并不相干，因之，“结合”这个名词，也无须避免。我们知道封建婚姻制度是野蛮的，不合理的，但也通常以“天作之合”“百年好合”等等来粉饰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关系的。所以“合”字本身不能说明进步或落后，合法或非法。重要的在于事实，事实本身说明了陈刘系自主自愿的结合，而不是通奸私逃。他们在婚前发生了性的关系是不对的，但由于双方均无配偶，就只能采取教育的方法，而不能以通奸加罪。有配偶的一方与别人发生性行为是“奸”，应该办罪，因为他（她）妨害了原来有着合法夫妻关系的一方及其家庭的利益，也就是妨害了我们社会的道德生活和法律秩序。双方均无配偶的婚前发生性行为和有配偶的一方发生通奸，事实是有区别的，因之在处理方法上也不能不有所区别。区别它，自然不等于提倡性乱，相反的，为把两者混淆起来，采取同样的处理方法，对于减少社会纠纷、教育群众，适足以引起相反的结果，陈刘婚姻案件经过，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设若把陈刘办成通奸私逃罪，那就是说陈刘婚姻是非法的，而村干部和陈克堂的干涉和非难是合法的。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想，只能助长群众的落后情绪，增加社会纠纷和犯罪行为。运用政策的灵活性是需要的，但对于政策执行精神的贯彻是不容疏怠的。所谓“行之明文，似不免过早”，意思是说要等待群众觉悟，如无特殊的政治理由，是应当多对群众说服教育与政治上的提高，正如你们所说，光是等待是不行的，要做许多工作，要把正确的一面讲透，加以发扬；也要把错误的一面讲透，加以克服。你们也已经这样做了，这是很对的。
（二）陈刘婶侄结婚，群众看不惯问题：从事实本身来看，陈刘只有形式上和名义上的婶侄关系，而实际并不存在真正的婶侄关系，这点应该向群众说明，而群众也是可以理解的。婚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五代内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事实上婶侄是旁系姻亲而非旁系血亲，为了照顾群众觉悟程度，亲婶侄结婚的问题，也可以考虑到是否适于“习惯”。但即使这样，也不应把陈刘关系的具体情况无分别的适用婶侄不能结婚的“习惯”。
（三）现役革命军人的配偶与人通奸的问题：我们认为该军人的亲属有控诉权。这是照顾实际，而且重要的是符合于婚姻法保护革命军人婚姻的基本精神的。
（四）拘讯嫌疑犯问题：如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之虞的或案情重大的，应予拘捕。至于某一案内这种条件是否具备，当然要就具体案件审查判断。不应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更不应把反对滥捕滥押和加强法律秩序对立起来，把保障人权政策和镇压反革命活动混淆起来。这些道理，杜佩珊同志在“关于贯彻保障人权政策”的报告中已经有了较详细的说明，我们是同意的。

附：最高人民法院对陈小辰刘西更婚姻案件的调查及意见的指示 1950年9月5日 法督字第7号
河北省人民法院杜院长：
关于陈小辰刘西更婚姻案件，经本院派刑事审判庭杨显之组长，会同你院刘国坤同志前往天津专区分院再往霸县进行调查，业已提出报告，经本院审查后，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霸县疙疸村村干对陈小辰和刘西更的婚姻问题，由于封建落后思想，采取了非难乃至干涉的行为，这表现在对待陈刘双方均无配偶的一种自主自愿的结合，认为是通奸私逃，加以捕押，并施用压力要他们‘散伙’。第六区区长虽一方面承认其婚姻，而另一方面又令陈刘回村向群众坦白认错，这样处理问题，显然仍是迁就了疙疸村村干部封建落后思想的调和态度，而实质上是对陈刘自主自愿的婚姻采取了非难的处理。人民法院应当是坚定的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处理人民的婚姻关系，保障人民的正当权益，而霸县人民法院，对陈刘的婚姻，仍沾染封建思想以“其夫死去不到一年”及“就应该明媒改嫁”等封建性的判词（即是责小辰夫死为何不守寡或不多守寡几年，及有非“明媒”不能改嫁），依附在毫不相关的处理陈小辰的溺婴案上，我们认为处理陈小辰的溺婴，综合陈刘婚姻关系全案研究，是对陈刘婚姻关系不满的一种借题发挥，当然溺婴是种犯罪行为，对溺婴的给以法律上的制裁是应该的。但陈的溺婴，应由其兄陈克堂多负其责，调查报告称：“据小辰说：当时小孩生下后，小辰曾向陈克堂说：‘哥哥我给你丢人了，生下孩子了。’陈克堂说：‘把孩子掐死。’小辰说：‘不掐死，孩子是刘西更的，我要寻他，’陈克堂说：‘你领着阎增玉（指陈前夫）的孩子好好过吧’，这样，小辰就把孩子掐死。”这一段话虽出于小辰，而陈克堂不肯承认，据理据情，应当完全相信的，因此可认定陈小辰的溺婴，不是陈的自愿，而是其兄陈克堂的教唆，不但是教唆，而且有家长权威的威胁实质，（小辰结婚不敢问过其兄陈克堂及陈刘结婚后，陈克堂与阎增起到小辰家时也就表现这种实质），因此我们认为溺婴罪责的主从，应由陈克堂负其主要责任，而霸县人民法院不加调查研究，单责陈小辰，判处其溺婴罪徒刑六个月，而置陈克堂于不问，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判决，这种不公平的判决是基于封建落后思想，而表示对陈刘婚姻不满的一种借题发挥的实质所得出来的结果，且对陈的判处，不在溺婴的当时，而恰在陈溺婴后五个月的陈刘发生婚姻关系的当时，也可证明的。这都说明了县人民法院不仅没有站在反封建思想的立场上来正确处理陈刘婚姻问题，反进而以溺婴为题，判处陈徒刑，本质上妨害了他们自主自愿的婚姻。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二、天津专署分院和霸县人民法院在处理陈刘婚姻问题上，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如天津日报发表署名陈小辰的信件后，天津分院竟不加调查，遂认刘系恶意攻击政府，擅将刘带去，羁押两天后，又移送霸县非法羁押达1个月又5天之久，并在陈刘羁押中，授意陈为更正信并为代书又为刘代书更正信，令捺指印后始予释放，这都是严重的犯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三“天津专署分院和霸县人民法院对天津日报发表陈小辰信件后，不从人民政府和人民报纸及其与人民的正确关系上去考虑问题，不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去认真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只一味要求报社更正，并在传讯投书人之后，滥用职权，给予羁押，这种行为，严重的妨害了人民群众与报纸的联系，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
基上认识，本院除将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在报纸公布外，特检送调查报告及天津日报社致本院信与天津专署致天津日报社信各一件，其余全部有关材料，详见七月十六日天津日报第六版，不另抄附，即希你院详加研究，商洽省府，使本案中与侵犯人权有关的干部，分别责任，受到应有的处分，并结合整风学习，责成有关干部深入检讨，并教育全体，以树立严肃的法治观念，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作风，并希将处理结果，详为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