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声明书公证的风险防范

骆军


　　声明书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其声明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声明多体现在民事、经济交往过程中，它以声明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用书面形式来体现。声明书经过公证，通过证明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防止他人伪造、篡改或者冒名顶替，使声明书接受者和使用者消除疑虑。因为声明书系单方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亦由声明人自行承担，所以公证机构在办证实践中对声明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和民事法律行为的把握上都十分重视，而对声明书内容的合法性问题研判上有所忽视。有部分公证涉诉案件系声明书公证所引发，对公证行业而言，对此动向有必要予以重视和关注，并认真加以分析，笔者希望通过对声明书公证相关问题进行解析，得到一些启示，以更好地预防和化解办理声明书公证的风险。

一、声明书生效时间的判定

　　在公证处的实际业务操作中，声明书主要分为主张权利、放弃权利、承担义务、澄清事实四种，一般的声明书均自发表之时即生效，但放弃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声明则需视其声明的时间而确定。如某债务人于2006年7月8日发表声明：“本人自2006年3月15日起对XX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此声明的效力应溯及到2006年3月15日，即从声明书所确定的时间起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发表声明的时间与所声称的时间不符，则以声称的时间为生效时间。类似特例的产生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已提交了放弃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声明书证据材料，但法院在审理时建议当事人提供公证机构公证的声明书，以提高证据的效力；二是采证部门在审核材料时，要求当事人提供经公证的声明书，以判别声明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是第三方要求当事人提供经公证的放弃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声明书，以增强声明内容的可信度和可靠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声明书中所声称的时间如果是还未发生的时间，那么该声明应是无效的声明。声明书的内容只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声明的内容如果与事实（这里的事实是指推定的事实，如无相反的证据证明，则所声明的内容即为推定的事实）相符，那么该声明为有效声明，如果与事实不符，那么该声明即为无效，而在提前发表的声明中，则因所声明的时间还未发生，所声明的内容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即该声明所涉及的事实是一种不确定的事实，即使将来成为事实，该声明在发表时不可能推定出该事实，则该声明应属无效声明。如某声明人发表声明自愿放弃对XX不动产的所有权，而在发表声明时实际并未拥有不动产的所有权，那么该声明则是一个无效声明，就是以后合法取得了不动产的所有权，该声明仍然无效，要使声明书有效，必须在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后另行发表声明。概括地说声明内容的时间只能早于或等于发表声明的时间，而不能对将来的事情发表声明，将来的事情是不可能推定其为事实的。

二、声明书公证产生风险的主因和问题

　　在声明书公证办理过程中，可能因为声明书公证系单方法律行为，操作也较为简单，所以部分公证员对办理此项公证要求不高，把关不严，审查不细，由于主观上的轻视和一些客观因素，部分声明书公证就可能出现风险，并引发争议。声明书公证产生风险的主因和问题是：

1、声明书公证产生风险的主因

（1）、办证理念和思维出现偏差。因为公证制度从初创、停滞到恢复、发展这一系列过程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历史，公证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也是一个从模仿到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公证的理论体系和办证实践难免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对公证员而言，在办证实践中如果缺少一套完整的公证理论加以指导，办证理念得不到统一和澄清，在思维上容易出现偏差，这些偏差会潜移默化地表露在对法理的认识和实务的操作方面。

（2）、实务操作的格式化造成公证人员思维方式的固定化。对单方法律行为所涉及的公证事项，办证操作即简单又固化，公证员的一些思维论证、法律推理等脑力劳动的付出根本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此以往，公证员在办理声明书类公证时易出现惰性的思维和机械的操作方式。

（3）、转型期的社会有时功利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公证当事人为达到其个人的目的或谋取利益，会不择手段，因此虚假材料、冒名顶替、隐瞒事实等情况的出现也成为必然现象，这对于处在不断变动状态的公证业而言也容易出现风险。

（4）、声明公证书的定式化不足以正确地概括该类公证的全部事实和内容，无法客观、公正地体现声明人办理该公证的全貌，包括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行为能力、事实内容等，同时定式化的公证书制约了公证员的思维和办证操作，公证业务的管辖又给当事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2、声明书公证容易出现风险的问题

（1）声明人的意思表示在形式上存在缺陷。声明书须体现的是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声明人作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声明书体现的是声明人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书面表示行为，因而声明书必须在公证员面前亲自作出。但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因素，对于年老体弱者或不识字、不能签名者，如果在办证过程中所有公证材料上仅以盖章形式代替，未按手印并建立声明人的指纹档案备查，未拍照或者摄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公证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能会以此为由向公证处提出异议，就很容易引发争议。

（2）对声明内容和提交材料审查不严。声明书公证要求提交的材料相对其他公证事项而言较少，在提交能证明公证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住所等材料的基础上，部分公证机构对声明所涉及的事实和内容须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要求不高，这可能与办证的理念有关，声明书公证一般都注重于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对声明所涉及事实和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就可以，声明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和后果也由声明人自己承担，所以对声明所涉及事实和内容，部分公证员在办证过程中论证思考不充分或者不严密。而那些缺少材料支撑的声明书公证非常容易被异议人找出漏洞，也极易引发争议。因为《公证法》颁布施行后，要求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公证员在办理声明书公证过程中，如果因为审查不仔细、论证不严密而导致撤证的情形发生，公证处仍然需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3）告知义务履行不充分。作为公证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告知其在办理公证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告知义务是公证机构及公证员的法定义务，不履行告知义务就违反了公证法定程序。在办理声明书公证过程中，因为涉及声明所需告知的内容较少，有的公证员在办证过程中对主张权利、放弃权利、承担义务、澄清事实四类声明书未加仔细研究，告知内容既简单又无针对性，有些内容应告知而实际未告知，这也可能会因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而导致公证当事人对声明内容及后果产生误解，并因此而引发争议。

（4）声明人用欺诈、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公证书的。部分公证当事人为谋取个人的私利采用欺诈和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公证书，一类是提交的材料均系真实，而公证当事人却是冒名顶替的，另一类是公证当事人身份是真实的，所提交的材料却是虚假或者经过篡改的。声明人用欺诈和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公证书后，如果声明所涉及的财产或者权利已经发生变更或转移，真正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旦提出异议，公证机构将非常被动，上述情况也是公证处目前较难处理的一类问题。

（5）对权属处于待定状态的事实，公证处给予办理声明书公证的。有的声明人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申请办理声明书公证，如前所述涉及到声明生效的时间问题，因为提前发表的声明中，则因所声称的时间还未发生，所声称的内容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即该声明所涉及的事实是一种不确定的事实，处于一种待定状态，即使将来成为事实，该声明在发表时也不可能推定出该事实，则该声明应属无效声明。公证处办理该类公证事项须严格加以把握和控制，如果因疏忽大意出具了公证书，将来也可能引发争议。

（6）声明书已经作出并办理公证手续，而当事人又翻悔或者要求撤销的。有的声明人已经就主张权利、放弃权利、承担义务、澄清事实发表声明并办理公证手续，但无正当理由又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声明书公证却又翻悔或者要求撤销的，从法律的严肃性和声明作出后将产生相关的法律责任和后果的角度分析，公证处不可能同意声明人的要求，因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又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声明书公证，公证处如果容许当事人随意翻悔或者撤销声明的，那么完全可能因当事人的翻悔或者撤销声明的行为引发争议，声明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也会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而转移为由公证处承担，同时影响到公证处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7）声明人就同一事项在不同公证处取得公证书的。因为部分声明书公证既可以在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不动产所在地办理，也可以在行为地办理，有的当事人为达到其非法目的，钻公证管辖的漏洞，在某公证处办证不能达到其预期目的的情况下，又在其他公证处办证，有的是以公证书来否决公证书，有的是取得不同公证处就同一事项出具的不同公证书在同一部门使用，以达到其非法目的，这种不同公证处就同一事项出具的不同公证书极易引发混乱和争议，同时对公证机构也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三、声明书公证须把握的基本点

　　从办证的角度去分析，公证机构办理声明书公证审查的内容和注意的事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声明体现的是声明人意思自治的原则，系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声明人作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同时声明人在办理声明公证时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声明书是一种明示的书面表示行为，且必须是声明人在公证员面前亲自发表，而不得委托他人代理；（3）公证机构着重证明的是声明人的意思表示行为的真实性，对声明书内容一般不做核实（如公证员认为确有疑问需要核实的除外），声明书发表后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均由声明人自己承担，但是声明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4）对涉及财产所有权变更、转移或者人身关系方面的声明，需注意审查声明的事实和内容，并进行必要的论证和核实，其目的在于防止欺诈等行为的产生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四、如何防范声明书公证的风险

　　既然声明书公证在办理过程中可能因为审查不严或者操作不当而产生风险问题，作为办证人员有必要对此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办理声明书公证的风险问题可通过以下措施加以防范。
摘要：当今社会，毒品犯罪形势依然相当严重。为了能够尽快侦破案件，查明犯罪事实，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在毒品犯罪案件侦破过程中，存在着司法机关利用特情人员设立圈套查获犯罪的情况，那么关于此类案件应该如何定性，其法律依据如何，本文将对此展开若干讨论。
关键词: 毒品犯罪 特情引诱 教唆 圈套 刑事责任
在警匪片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情节。为了一举捣毁犯罪集团的老巢，抓获其幕后老大，警察常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集团新人，想方设法甚至杀人放火、流血牺牲取得集团成员尤其是集团老大的信任。然后暗中搜集各方证据，引诱集团实施犯罪行动，最后与外部司法人员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点的电影情节。复杂点的，会出现这样一些插曲：警察在“卧底”的过程中，被集团犯罪所得的巨额利润腐蚀，泯灭良知抑或者在犯罪集团的胁持下，转而成为了集团的犯罪工具，利用其特殊身份为集团犯罪保驾护航甚至出谋划策，实质上成为了犯罪集团安排在司法侦查部门的“卧底”。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为还电影观众一个满意的结局，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正义，犯罪集团及该警察的犯罪行为在警方的艰苦努力下最终将会被查获。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把这种"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诉讼的根据而诱使其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称之为“特情引诱”，理论界也称之为“警察圈套”。
在特情引诱的场合，英美国家一般认为，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罪行是基于政府的诱使而产生作为理由，提出免罪辩护，也称之为“警察圈套合法辩护”。然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08）324号　2008年12月1日）“六、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明确指出：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同时，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最高法院这样规定有其十分的合理性。首先，在毒品犯罪形势依然相当严重，毒品犯罪不断呈现新的特点的：境外毒源不断，对我国危害不减，毒品犯罪国际化，贩运形式多样化，毒品数量大宗化，毒品精制化，犯罪手段多变性，人体藏毒比例大，少数民族、未成年人参与毒品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加大毒品犯罪的侦查与打击力度势在必行。其次，被告人落进了普通公民的圈套就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社会之大，诱惑之多，我们每个人都负有预防不法侵害，自觉抑制非法之不良欲望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不能不因为圈套设计者的不同而改变被告人的犯罪心态。
一：在介入特情因素的毒品犯罪案件中，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1.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
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此种情况，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已经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图，客观上通常也正在为实施犯罪行为做准备或者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完全符合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特情人员的行为只是在于印证、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实存在毒品犯罪的故意，对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均未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因此不能构成犯罪嫌疑人请求从轻或者减轻罪行的依据。
2.“犯意引诱”
所谓“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具体而言，行为人原本根本上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意图，但是由于受到特情人员的引诱，完全属于受侦查行为引发，出于简单贪利动机而临时性的进行了违法犯罪活动。此种情况属于司法机关人为“制造”犯罪，实际上是只能由侦查圈套产生的结果，整个案件由侦查人员精心布置而成，不可能造成或者仅可能造成可控的很小的社会危害结果。根据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本人认为，可对行为人从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可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不认为是犯罪。对于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在上述处罚基础上给予更大幅度的宽大处理。并且，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数量引诱”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原本已经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图，客观上只要实施了毒品犯罪的行为，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但考虑到在特情因素的介入下行为人原本存在的焦虑、惧怕等心理阴影减弱乃至消除，进而产生了加重犯罪的行为，其行为也一般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毒品一般不易流入社会，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因此，应当依法给予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间接引诱
间接引诱是指受特情引诱的被告人的行为又引起了原本没有毒品犯意的其他人产生毒品犯罪故意，并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最高法《会议纪要》规定应当参照特情引诱犯罪处理原则依法处理。本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其他人的毒品犯罪故意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被告人的行为影响而产生，其主观恶意更为明显，在未存在特情引诱的场合，其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利益的诱惑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在司法机关不知情存在间接引诱的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更显重大。当然，特情人员为达到侦查目的而暂时对特情引诱下的犯罪不予制止的行为在客观上会产生一定的间接社会诱惑性，但此诱惑性必然小于直接引诱，若对其他人科以与特情引诱下的犯罪行为同样的处罚，则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考虑到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的实际需要，本人认为，最高法《会议纪要》的此处规定应解释为：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对间接引诱下的犯罪行为处以较为严厉的刑罚。
二：在特情引诱过程中出现的特情人员犯罪问题
特情人员在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运用圈套等刑侦手段，引诱行为人犯罪的，属于合法的“特殊职务行为”，应区别于教唆犯。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正如某些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在现实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特情人员在巨额不法利益的诱惑下迷失方向，泯灭良知，利用特情身份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实施走私、贩卖、运输或制造毒品等出于为己牟利的非“特殊职务”犯罪行为，一旦被查获就将责任推到交易对方或者其他人的身上，而自己则辩称“特殊职务行为”。对于此种情况，如果有证据表明特情人员的行为属于私下行为，主观上不以实现特情侦查为目的，事先未征得公安机关的同意，则应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从重处罚。
三：特情引诱的运用条件
在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特情引诱的严格法律规定，更未有可操作性的专门法律规定，最高法的《会议纪要》并不是法律，以其作为特情引诱侦查手段的依据，缺乏规范性和可行性，不得不承认此为我国立法上的一个缺失。为防止司法机关权力的滥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特情引诱”作出了严格控制，大部分都规定：一、诱捕的对象必须是犯罪嫌疑人；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即是说，所设圈套的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鉴于此，我国在毒品犯罪中的特情引诱等特别侦查手段很有必要借鉴上述规定并尽早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从而使特情引诱执法有依，又能防止公权力滥用对私权利造成侵害。

参考文献：
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五卷 法律出版社
阮齐林《刑法学》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吴传毅 《法眼视线》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