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

高 军 1 龙一平2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西方　　后现代　　　
也许从晚清法制变革，中国在制度层面全面抛弃中华法系传统，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开始，历史的命运已决定了：在中国迈向法治之路上，西方是主要的参照系和模仿的对象，因为众所周知，现代法治思想诞生于西方，是西方文明的产物[1]，舍此似无他途。但在我们不遗余力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醒过世人那样，西方法律传统与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20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出于对自身文明危机的思考，一些西方学者遂将眼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兴趣，并对之寄予了厚望。伯尔曼就曾指出，“在过去，西方人曾信心十足地将它的法律带到全世界。但今天的世界开始怀疑——比以前更怀疑——西方的‘法条主义’。东方人和南方人提供了其他选择”[2]。历史仿佛和我们开了一场玩笑，难道真的是风水轮流转，永劫回归，法治未来的希望最终在于我们自己的“本土资源”？因此，透过一些西方学者东方法律价值取向的现象，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某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进行探讨，对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以及科学地把握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方向是不无意义的。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契合之表现
１、集体主义本位与西方法律社会本位发展趋势之契合。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中国的伦理文化（家族文化）。传统家族文化催生了家国观念，在家国观念的支配下，社会被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要服从家长——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领导。这种家族文化奉行的是集体主义本位，它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质，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从维护社会整体安宁的角度出发，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利益，“舍小家，保大家”，顾全大局是当然的选择。[3]
区别于中国集体主义本位的是,西方法律文化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4]，这种个人主义基础文化下的法律曾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但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在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经济恐慌、环境污染严重，为解决危机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采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社会经济的政策。表现在法律上，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结合，“各国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6]。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趋势，现代西方私法越来越将砝码加在社会利益一端，诚实信用、情势变更、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的高扬，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租赁权的物权化等制度的确立，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近代民法的纯个人本位走向现代民法的个人与社会双重本位[7]。
２、司法的实质性价值取向与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的实质正义取向之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在法律与情理上倾向于情理，在法律的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重实体轻视程序，重民意轻法理，具有平民倾向，采用的是一种“实质性思维”[8]。中国传统司法具有实质性价值取向，集行政与司法职能于一身的官员们掌握着 “超级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办法均不受法律条条框框的局限，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以及个案处理结果的公正，以天理、人情和道德来纠补法律的刚性，即所谓的“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往往是被许可、被褒奖的，大众也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这样可以达到符合公正和人情原则的处理结果。
与传统中国司法实质性价值取向不同的是，从罗马法时代开始，即强调诉讼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超过对实质正义的重视，程序正义被放在了首位。近代西方在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支配下，法律缔造先驱们对于打造一部无所不包的、全能的、完善的法律机器充满了信心，他们信奉，“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相信法官只要根据已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找到解决所有纠纷的答案。因此，出于对所打造的法律机器的自信以及对法官擅断的恐惧，强调法官的任务就是严格地执行法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法官被理解为仅仅是法律的发声器。但是，过度的理性却割断了法律制度和法律正义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之间的脐带。例如，西方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能力的个人并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动的主体被对待”，但是，“这种处理致使在各种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富差距中产生的诸问题表面化，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9]。形式平等并不能掩盖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弱者支配的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现实，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分离使私法的平等价值发生了分裂，私法体系的价值产生紊乱，私法不能显示出它的规范作用。对此，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对实质正义予以了特殊的关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私法进行了修正[10]，一是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情势变更”、“权利禁止滥用”等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相应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现代民法对“具体人格”的重视，“不平等的具体的人”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表现在出于对劳动者、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相对弱势的群体的关注，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现，以及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社会法的产生。三是由自己责任发展为社会责任，即虽在违约责任及一般侵权责任中仍然坚持自己责任即过失责任原则，但对于许多特殊侵权行为规定了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此外还导入了与民事责任无关的损害补偿制度。
３、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与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重视的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11]。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传统中国人认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12]。因此，强调“法天”、“法地”、“法自然”，其价值目标是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予以极力反对，“全部司法制度都视调停”[13]。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投射到具体的制度上，从周代开始，官制中就设有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后历朝官员百姓均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明朝时，在乡里设立了专门机构“申明亭”，由里长、里正调处民间纠纷，清朝时，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了。影响到今天，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
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卡罗尔·琼斯指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中和人际之间的联系和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一切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它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14]。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美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15]。
二、形似而精神、价值追求及内容却迥异——对契合现象之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有某种契合的元素，但两者实质上却截然不同。脱胎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宗法伦理社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产生于商品经济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文化在总体精神、价值追求和内容等方面均大异其旨趣。
１、中国传统集体主义观念，建立在“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基础上，不仅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肯定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另外，“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16]，因此，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强调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个人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甚至自由被视为法律的对立面，以致“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7]。在这样的法律之下，个人既渺小又无足轻重，集团的存在高于一切，个人只有服从他（她）所依属的集团，才有生存的必要和价值，“传统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影响着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和义务观念”[18]。
现代西方虽然强调集体利益，但只是对其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消极影响的一种反动（霍布斯曾形象地描述过极端个人主义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在西方人观念中，个人主义仍是信奉的圭臬，与此相应的是，西方的基本制度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并始终以权利为本位，“他们制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要帮助确定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19]。以狄骥“社会连带学说”为代表的力倡集体本位的学说虽在西方世界曾风行一时，但对集体利益过分的强调，却最终酿成了法西斯独裁的恶果，“二战”后，新自然法学兴起，包括战争期间奉行集体本位的德意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基本制度又重新回归到个人本位。
２、在法律实质性价值取向方面，两者同样也大异其趣。中国传统司法活动中，法官由儒家化的官僚兼任，司法活动追求片言折狱的智慧,在审理案件时奉行的是大众化的实质性思维，注重内心的直觉，司法官主张“原心定罪”，强调“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根据人的主观意图是否符合道德情理来定罪，司法活动“重艺术论轻科学论”[20]。无程序观念，采用专横的、主观的且残酷的纠问式审判模式，刑讯逼供贯穿于审判的始终，恐怖几乎成了民众对审判的总体印象，甚至连百姓顶礼膜拜的“清官”断案也不例外[21]。法律始终未形成“方法认的自治”[22]，沦为政治和道德所要求的工具，在法律运用上可深可浅、可方可圆，由统治者任意掌握，灵活运用，造成了司法的随意、专横和黑暗，阻碍了法律的发展，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素有重视程序的传统，从古罗马时期开始，在司法活动中，人们直接通过法律程式接受法的应用，司法官在自由裁量方面实际上受到程式的限制[23]。现代西方法律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仅是对其自身过分强调形式正义而造成的法律适用的僵化和裁判的极端不正义的后果的一种反动，但其司法活动仍然以程序正义为根本。突出的表现如美国对前橄榄球名星辛普森的世纪之审，经过况日持久的诉讼，最终刑事判决其无罪，但民事判决其承担巨额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造成这种刑事与民事判决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警察的非法取证，其取得的证据属“毒树之果”被法庭作为非法证据而排除。从该案中可以看出西方司法追求的旨趣：西方始终强调程序正义，与诉讼有关的一切活动都在正当的程序下进行。严格的程序对保障人权，保障诉讼正义起了重要的作用[24]。
３、在对调解重视表象相似的背后，两者精神旨趣方面的差异更大。古代中国，调解目的是为了达到“和协”、“无讼”的效果，以建立一个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社会。因此，法律与道德不分，两者处于直接结合乃至浑然一体的状态，“法律精神只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25]，道德和宗教是比法律更重要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各朝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无讼”的目的，发明了“拖延”、“拒绝、感化”以及法设“教唆词讼”罪等息讼之术以平息诉讼[26]，造成了“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27]的结果，使得人们正当的需求受到压抑，合法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社会在僵化保守中难以发展。同时，这种否认个人的主体人格和意思自治精神，仅以国家权力将道德伦理秩序强加给各个利益主 体的后果，就是使法律不能取得其实效”[28]，另外也助长了社会对法学的厌恶之风，于是，法学也就不可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与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浑然一体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从古罗马时期开始，“人们不再把宗教与道德同世俗秩序与法混淆在一起，承认法有其固有的作用与独立性”[29]，而且“在西方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周期性地求诸法律抵制社会中通行的政治和道德价值”（伯尔曼语）[30]，西方法律相对独立于道德发展，使得法律具有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形式理性”和昂格尔所阐发的“方法论的自治”的特征，法律和法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的重视，仅仅是出于对西方社会重斗争和对抗传统所导致的诉讼爆炸后果的一种反动，虽然如此，但西方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机制还是司法途径，举美国为例，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温伯格也曾说过，美国人“对法律抱着几乎不可思议的信仰”[31]。今天的西方人遇到纠纷，其首选的解决之道仍是通过诉讼解决。
三、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途径——向西方学习，全面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大业，正如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所提示的那样，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32］，从韦伯的论断出发，那么，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动力应从何处寻觅呢？笔者认为，从取法原创的角度出发，应当从法治的诞生地去寻求精神力量。
正如学者研究所揭示，法治是西方理性文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西方法的传统精神。它内涵极其丰富，至少应包括：（1）自由、民主、人权、权利本位；（2）有限政府、权力制衡；（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律至上。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目标[33]。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人身依附为条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的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宗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机制的固有格局”[34]，这种法律文化奉行人治主义，泛刑事主义和泛道德主义构成法律的主要特征，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完全背道而驰［35］。总的说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并非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可供现代社会借鉴和继承。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法律文化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格格不入并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育、成长的重大障碍”[36]。对于某些西方人颂赞中国文明，鲁迅先生曾揭露过，是为了增加他们观赏的兴趣，动机是可疑的[37]。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某些元素的关注，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时期西方社会自身法律危机的一种应对，是后现代思潮在法学领域的投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法律中存在一些危机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华文明的世界了，对于这些人，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评，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38]。因为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对今日中国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主要途径是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地区纷纷效仿、移植西方法，传统社会中丰富多彩的世界法律文化都趋向于以西方范式的现代型法制[39]。中国现行基本的法律制度、法律概念都是西方移植的结果，今天达成的法治共识，其基本价值体系和核心精神也都是来自于西方。即使是那些极力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积极捍卫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地位的学者，也不得不借助西方的观念和理论来解释传统法律文化，并论证其现代价值。在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已成功加入ＷＴＯ的今天，只有在法律制度上与国际进一步接轨才能为国际所接纳，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全面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这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那种固步自封弃西方悠久的法治文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耗费大量成本从“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本土资源中去寻求点滴“法治”的因素，除了能满足一些崇古、信古、好古者“中国古已有之”的虚荣心外，只能使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治现代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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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J].中山大学学报,1998(3).110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00年4月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保证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省重点建设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省重点建设项目，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计划主管部门下达的对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第四条 江西省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重点办）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省重点建设项目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提出年度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的初步意见；
（二）监督和检查省重点工程建设计划执行情况，协调解决建设中的问题；
（三）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征地拆迁等开工前准备工作，参与项目前期工作和资金调度、竣工验收、竣工后评价等工作；
（四）负责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监督、检查省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
（五）配合有关部门对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六）负责省计划主管部门委派的建设项目稽察特派员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七）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在省重点建设项目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提出本行业年度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的意见；
（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负责组建其直接管理的省重点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并对项目法人进行考评、监督；
（三）协同管理本行业省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并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四）对本行业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投资进行监督管理；
（五）参与本行业的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并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大力支持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工作，积极配合，为项目的顺利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省重点建设项目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优惠政策。
土地、建设、水利、林业、电力、地矿等部门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相关收费予以减免。
除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省重点建设项目收取费用。

第二章 项目确定
第七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应当从国家或省批准的下列基本建设项目中确定：
（一）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大中型项目；
（二）带动行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高科技项目；
（三）对全省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四）对全省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五）跨地区的重大项目；
（六）其他骨干项目。
第八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确定，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省行业主管部门、各设区的市（含行政公署，下同）计划主管部门应根据本部门、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原则上于每年年底之前向省计划主管部门提出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的书面申请，同时抄送省重点办；
（二）省重点办根据有关规定，提出年度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的初步意见，报省计划主管部门；
（三）省计划主管部门在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提出全省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需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由省计划主管部门向国家计划主管部门申报。
第九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分为在建项目和预备项目。在建项目是指已批准开工的项目；预备项目是指力争年内开工的项目。
跨年度在建省重点建设项目，原则上转为下一年度的省重点建设项目。列入省重点建设预备项目3年内未获准开工的，取消其省重点建设预备项目资格。

第三章 开工准备
第十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简化或者增加基本建设程序和审批环节。
第十一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工程质量、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
建设项目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应熟悉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具有管理大、中型建设项目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项目法人单位的内部组织机构、人员素质，必须满足工程管理和技术上的要求。
第十二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中的经营性项目，必须实行项目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必须一次认缴，按建设进度一次或分期到位。
第十三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开工前审计制度。审计部门应对项目资金来源是否符合规定，当年资金是否落实等内容进行审计。
第十四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制度。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的采购等招标投标工作，由项目法人按照国家和省招标投标的规定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项目法人要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规模和内容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文件完成后，项目法人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勘察设计单位应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和有关规范、标准进行施工图设计，并按照设计合同的约定及时交付设计文件。
第十六条 初步设计批准后，项目法人或其委托的设计单位应按要求编制好施工组织设计大纲。
第十七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征地和拆迁，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由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征地拆迁工作和经费实行总包干。涉及中央驻赣单位或省属单位的拆迁物，由该拆迁物的产权单位负责拆迁，实行拆迁工作和经费总包干，并按期交付建设用地。
省重点建设项目应依法办理征地手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依法保证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必需用地。
第十八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开工前，必须完成施工场地的“四通一平”工作（即供电、供水、运输、通讯和场地平整），签订有关外部配套生产条件协议，做好施工准备工作，具备连续施工条件。
第十九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开工，必须符合国家或省有关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的开工条件，经国家或省计划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开工。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项目法人在开工前必须办理有关质量监督手续。
第二十一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经批准开工后，项目法人应根据项目的建设进度和实际情况，按合理工期编制项目总进度计划和年度计划，并抄报省重点办和行业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项目法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项目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对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建设投资、安全施工等负总责，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十三条 项目法人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调度信息和质量报告制度，按时向省重点办、省行业主管部门和省统计部门报送。
第二十四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各出资方应根据年度计划和出资合同，按照建设进度，确保资金到位。银行对其已承诺贷款的项目，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发放贷款。省重点建设项目的设备储备资金，有关部门和银行应优先安排。
第二十五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建设，不得擅自变更规模、标准和更改设计内容。由于特殊原因确需调整项目概算或者重大设计变更的，必须在项目法人报原设计审批单位批准后，方可实施。
设计单位应当优化设计，提高设计质量，并向现场派驻设计代表，及时解决设计和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排施工力量，健全质量和安全保证体系，提高施工工艺水平，搞好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严格履行合同，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
第二十七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程监理制度。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职责。
第二十八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程合同管理制度。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和工程监理都要依法及时订立合同，明确对工程质量、进度和投资的要求，并有履约担保和违约处罚条款，签约方按合同承担法律责任。电力、交通、邮电、供水等单位应优先保证省重点
建设项目用电、物资运输、通信、用水等方面的需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二十九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稽察制度。稽察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出资、融资的项目进行程序性稽察，对建设过程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并下达整改通知书，监督整改落实情况。稽察结果报省计划主管部门，项目存在重大问题的，报省人民
政府。
第三十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直接配套项目，应与省重点建设项目同步建设。为其提供建设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应保证按项目的建设进度拨付建设资金。
第三十一条 省计划主管部门和有关设区的市计划主管部门在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时，可适当留有余地，用于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特殊需要。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应做好省重点建设项目的治安保卫工作和消防监督工作，依法打击阻挠和破坏重点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五章 工程验收
第三十三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竣工验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根据批准的设计文件和其它有关规定，由项目法人组织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后，由负责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的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组织有关部门对已竣工验收的项目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程序与现行的项目总体验收的具体衔接办法，由省计划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竣工决算审计制度。
财政部门对于有财政资金投入的省重点建设项目，应当及时做好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查。
第三十五条 施工和设备供应等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和期限负责保修。
第三十六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营，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项目后评价。

第六章 奖惩
第三十七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实施优化设计、合理化建议或加强管理而节省投资，或在质量、工期和其他各项指标方面与国内同类项目相比属于领先水平的，有关部门应对作出较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奖励费用从工程投资中列支。
第三十八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程质量领导人责任制度。省属项目的工程质量，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领导人负责。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区）项目的工程质量，按照项目所属关系，分别由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行政领导人负责。
工程质量的行政领导责任人，项目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质量承担责任。
第三十九条 项目主管的地方政府、计划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省重点办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和行政领导责任的人员，视其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挪用、截留、挤占、克扣项目建设资金的；
（二）擅自简化或增加建设项目审批手续和审批环节的；
（三）对项目的建设资金、建设程序和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未能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四）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的；
（五）干预正当的招标投标活动的；
（六）对建设项目不及时进行监督检查的。
第四十条 项目法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依法处罚；对负有直接责任和行政领导责任的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挪用、截留、挤占、克扣项目建设资金的；
（二）擅自开工建设的；
（三）项目应当公开招标而不进行公开招标，或未经批准擅自采用邀请招标或议标方式的；
（四）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其它违反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行为的；
（五）不按规定实行监理制度的；
（六）擅自进行重大设计变更的；
（七）对工程造价、建设工期、材料和设备的选择与使用等提出不合理要求的；
（八）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
（九）项目未经竣工验收或经验收不合格而擅自使用的；
（十）项目应当进行审计而不接受审计的。
第四十一条 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依法处罚，省重点办可以取消该单位一年内参加省重点建设项目投标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相应资质、执业资格或超越资质等级、执业资格等级从事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施工业务的；
（二）伪造、买卖、租借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或其他证照的；
（三）串通投标的；
（四）转包或违法分包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施工业务的；
（五）提供的咨询评估报告、勘察资料或设计文件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对不合格的工程和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材料设备签字认可的；
（七）擅自变更设计文件的；
（八）在施工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的；
（九）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擅自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或擅自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材料设备的；
（十）不按有关规定对存在的质量问题的项目进行修复的。
第四十二条 材料和设备生产供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依法处罚，省重点办可以取消该单位一年内参加省重点建设项目投标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串通投标的；
（二）生产、供应的材料和设备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三）不按有关规定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材料和设备进行修复或更换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省区域内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运用中的问题由省重点办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