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瑞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典贸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政府，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典之间的友好关系，深切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决心采取一切适宜措施，促进两国之间贸易的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并为这种发展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双方应促进相互贸易的多样化。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各自国家有效的法律和规定范围内，应努力减少或逐步取消在货物交换和劳务提供方面的一切障碍。

　　第三条　缔约双方应相互在下列事务中给予最惠国待遇：
　　——实施于进口、出口、转口或过境货物的关税和其他费用；
　　——征收这些费用的方法以及海关行政程序；
　　——签发进口和出口许可证的行政手续。
　　上述规定不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根据现有的或将来的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其他优惠安排所给予的利益，也不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已经给予或可能给予邻近国家为便利边境贸易的利益。

　　第四条　缔约双方应促进贸易的协调发展，并应按照各自的方法为此种发展作出贡献。

　　第五条　缔约双方应鼓励从事对外贸易的组织和企业，按照正常商业条款谈判和签订合同，包括长期合同。

　　第六条　缔约双方应鼓励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交易，并应对有关这种交易的商业和技术合作的一切可能性给予应有的注意。

　　第七条　两国之间的支付应按照有关交易双方的协议，根据各自国家有效的法律和外汇管理规定，以两国的货币或任何相互可接受的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办理。

　　第八条　缔约双方应促进经济、贸易和工业界人员、小组和代表团的互访，并鼓励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商业性交流和接触。
　　缔约双方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允许对方国家从事两国间对外贸易的组织和企业在他们各自国家设立常驻代表处或办事处，并就向这些组织和企业的代表提供适宜工作条件给予支持。
　　缔约双方认识到经济和商业情报对发展贸易的重要性并将促进增加这种情报的交流。

　　第九条　缔约双方应彼此通报相互贸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本着促进贸易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寻求相互满意的解决办法。
　　如果紧急和严重形势需要立即行动以致不可能事先协商，缔约一方可在注意到本协定总目标情况下，采取保护措施。

　　第十条　缔约双方同意建立政府贸易混合委员会。如无其他协议，混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典开会。
　　混合委员会的任务是检查本协定的实施，研究发展贸易的方法和措施，并考虑在货物交换和劳务提供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本协定的其他问题。

　　第十一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应自动延长，每次一年。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典贸易协定即行失效。
　　本协定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瑞典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摘要] 随着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交通肇事这一马路杀手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急剧攀升，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一直以来，由于其极高的发生频率，在实践和法律法规上备受关注，其“逃逸”问题更因主观、客观等方面的复杂性而颇有争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在社会各界再度掀起讨论的热潮。本文针对刑法中交通肇事逃逸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文中首先阐述了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其次，讲述了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最后，介绍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

[关键词]：交通肇事 逃逸 刑罚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与日俱增,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其如此频繁发生的原因，从主观上讲，一是法制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二是道德修养不高，缺乏职业道德。从客观上讲，一是物质生活水平较低，害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二是法律、法制宣传普及工作做得不够；三是我国目前的交通管理尚存在一些问题；四是对交通肇事逃逸的打击缺乏力度。鉴于其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规定了交通罪，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理交通肇事逃逸的刑事案件专门作出了司法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和处理仍然存在争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仍然急需完善，因此,深刻认识和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危害性,严厉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有效遏制交通肇事逃逸事件的发生,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交通环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迫切要求。本文主要对交通肇事罪的逃逸的几个问题进行以下探讨。

2.交通肇事罪概述

2.1交通肇事罪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交通肇事罪规定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2.2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交通肇事罪属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畴，其构成要件如下：
1.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是指具体从事公路交通运输和水路交通运输业务的人员以及同保障交通安全具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包括具体操纵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交通运输的安全管理人员；非交通运输人员是指交通运输人员以外的一切人员。
　2.客体。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交通运输安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其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3.主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 超载、 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属于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4.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界定

3.1交通肇事逃逸的含义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含义，学界曾一度颇有争议。有学者将其定义为：[1]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交通事故后，对于受害人或受损毁的财物未作必要的抢救或处理或未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擅自逃离现场，使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无法确定和追究的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颁布司法解释之前，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并无统一标准，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标准只有公安机关关于1996年颁布的对交通肇事的相关规定：驾车逃离现场或者弃车逃离现场的行为。按照这种规定来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其优点是直观、简单，但是，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罪过形式是要求主客观相一致，可公安机关的规定只是强调了客观行为，没有注重考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如果一味按照该规定执行，会造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从而导致错案的发生。我们可以假设如下这样的一个案例，被告人甲交通肇事将路人乙撞成重伤，肇事后乙在场的的朋友丙立即对其进行了救治，而甲害怕被乙朋友丁等人殴打就驾车逃跑，在逃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甲打电话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主动投案。这种情况如果按照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乙驾车逃离现场，就属交通肇事逃逸，但这种认定方法没考虑到行为人主观意图并无逃逸的故意，显然这种认定方法是偏离立法本意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此作了详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规定，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即指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有以下情形：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以下五种情形：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目前，针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判断依然是采用《解释》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仍有失偏颇。从解释的内容不难看出，“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行为人是为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选择逃跑，《解释》把逃逸的目的完全界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而把救助被害人的事情放在一边，不加叙说。这就很可能让人理解成作为立法者在立法时首先想到的是防止肇事者逃避法律的追究，而不是去救助伤者，就存在颠倒立法本意之嫌。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规定了交通肇事逃逸的加重处罚，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敦促肇事者及时救助受伤者，而非督促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追究。支持这一论点的理由主要有：
①从肇事者逃逸的动机来看，现实生活中，肇事者逃避的追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逃避法律的追究，二是逃避救助伤者的作为义务。甚至有的肇事者是以逃避救助受伤者为主要目的。因而，在逃避的目的上，将逃避救助义务撇在一边，只强调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在立法技术上是不科学的。
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讲，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抓住事情的主要矛盾。面对眼前躺着的身受重伤的受害者，肇事者是选择去救治伤者，还是选择先去自首不逃避法律的追究呢？答案很显然选择前者。因此，当肇事者逃跑时，他首先未履行的是救助伤者的义务，其次才是去投案自首的义务。
③从刑法的目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身负两种义务，一是救助伤者的义务，二是接受法律惩罚的义务。国家惩治犯罪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犯罪分子和其他人警醒，让大家知道触犯法律的严重后果，从而更好的保护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护人民。既是为了保护人民，就不能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耽误救助伤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目的限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是不太准确的。否则就很可能会出现以下荒唐的案例：一是肇事者肇事后并未离开现场，但是，肇事者就在现场站着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按照《解释》的规定，他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也就不会加重处罚，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二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将受害者送往医院抢救之后再行逃跑，或者拿出经费委托他人佯装过路人救助伤者，自己逃逸。此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逃逸，但他救助了伤者，其危害已明显降低，但其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仍然要加重处罚，如若这样就会给后来者造成一种心理的极度不平衡，救后逃逸与不救逃逸都要加重处罚，倒不如不救，就会造成更多的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显而易见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含义应定为：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未履行救助伤者的义务的行为或尽管未逃离现场但不履行救助受害者义务的行为。只有上述情形出现，才应加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其次，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否则不应认定为“逃逸”。再次，被害人需要肇事者的救助，并且肇事人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如果被害人当场死亡，或者被害人没死但已经由他人救助了，就不能认定被害人需要肇事者的救助。另外，在交通事故中，肇事者没逃离现场，但也不同程度的负伤，没法去救助受重伤者，就不应认为其应加重处罚。
3.2交通肇事逃逸的性质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死亡，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肇事者的不作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独立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2]二是“独立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3]其三是“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4] 在交通肇事逃逸的场合，肇事者的逃逸即可能表现为单纯的逃逸，即把被害者留置在现场、放任不管、径自离去的情形，也可表现为“置”之后再逃逸。因此，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只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不能只看重行为人的罪后表现，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如果是在先前的过失肇事的心理支配下逃逸的行为，则是一种罪后表现，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在肇事致人重伤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又介入了其他加害行为后逃逸，如将被害人移入偏僻处或抬进驾驶室不送医院抢救而放任其死亡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该逃逸行为就构成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分别情况说”根据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具体犯罪心理分情况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应当说更加科学。因此，认定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来具体认定其是否属于独立的犯罪行为。
3.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一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行为，即行为人除了必须具有逃逸的客观外在行为方式及其逃避救助义务外，同时还必须具有逃逸的故意，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表明逃逸行为的心态只能是故意，如果仅仅具备离开现场的外部特征，而不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则不能认定为此处的“逃逸”。所以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必须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首先，认定逃逸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对肇事事故应是明知的。如果行为人对肇事事故不明知，而驾车继续行使，主观上没有恶性。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是在进行正常的驾驶行为。所谓的“逃逸”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对于这种驶离现场的行为以逃逸论处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典型的客观归责，无论从刑事立法基本原则还是从司法公正角度出发都是不适宜的。当然，这里的“明知”并非要求肇事者对于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有着具体的明知，只要坚持主客观统一的原则，对于肇事存在概然性、可能性的明知，就符合要求。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笔者这里所说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如果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而装作不知道，逃离事故现场的，仍应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其次，逃避抢救义务以及其后逃避责任追究。一般情况下，逃逸者不履行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的动机是重合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并不逃避抢救义务但尽可能地逃避肇事责任追究或者不履行抢救义务但并不逃避责任追究这种单一动机的情况，前者如甲驾车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将被害人尽快送到医院，但之后一走了之的情形，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不应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后者的行为很可能使受害人蒙受更大的损失，故应按照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处理。《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把“逃逸”的动机仅仅归结为“为逃避法律追究”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也如前文所述，它与立法本意相悖。实践中有时发生这种情况，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在事故场受到被害者亲属围攻，因害怕殴打报复，暂时躲避，或者在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害怕家属殴打报复、而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害人亲属等由于一时冲动的非理性的悲愤情绪而对肇事者实施殴打报复的情形，并不少见。[5]这种情况下肇事者的临时躲避行为要与逃逸相区分，在事故现场肇事者因为害怕遭受到受害者或者受害者亲属等人的殴打而逃离现场说明肇事后现场就有人，而且按常理，在场的人肯定会及时抢救伤者，事后又主动归案的，肇事者并未逃避抢救和责任认定，这种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论处。肇事者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害怕家属殴打报复，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肇事者已履行了抢救义务，又不逃避责任，亦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4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由于各国对其性质的观点不一，所以其处罚也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将这种逃逸行为单独定罪，如德国刑法典第142条规定交通肇事参与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完成下列行为之前离开肇事现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1)为有利于其他肇事参与人和受害人，应说明自己的身份、车辆情况，或该个人的行为与事故有关而应陈述已证实其身份、车辆和参与方式，未说明或陈述就离开的；(2)在没有认证之前，根据实际情况应等待相当时间，未等待就离开的。瑞士刑法典第128条规定：具备下列行为之一的处监禁或罚金刑：(1)对其受伤害的人或直接处于生命危险中的人不予救助，而根据当时情况行为人可以救助的。(2)阻止他人为此等救助或妨碍他人进行救助的。再如俄罗斯刑法典第265条（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罪）规定：“驾驶交通运输工具并违反交通运输工具道路行车或使用规则的人员，在发生本法典第264条规定的后果时，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处3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处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
从前述可见，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一般规定以交通肇事逃逸罪、不救助罪或保护者遗弃罪论处，然后与交通肇事罪进行数罪并罚。我国刑法没有将逃逸行为单独入罪，而是把这种逃逸行为当成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