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私力救济自古以来便为一种常见的实效救济形式，而当其以服务形式出现之时由于可能引起社会不良反映而被禁止。这种禁止在现今，无论是于庞大市场需求，还是于被救济主体急迫的需要而言，及其他种种原因，其合理性都已在很大的范围内遭到置疑。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正当性，其不可以因为某种不良现象而被遏制，并且在法制的引领下，其应当能够为法制社会相容。
关键字：私力救济 公力救济 私力救济的正当性 仲裁制度 私力救济的合法化道路
引 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新事物悄然而生，其中便有提供私力救济的服务机构其也通常被称为民间调查或私人调查。
中国早期的私人调查机构中，从业人员多为警察，律师，侦察兵及其他的一些司法机关的离退休人员，他们接受过侦察方面的专业训练，法律道德素质也普遍较高。尚能为法制社会所接受。随后由于利益的诱惑，很多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加入了私人侦探的行列。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真正在工商局注册营业的且严格按照工商营业执照上的营业范围严格营业的调查公司虽然存在，但为数甚少。由于不存在相应的规章制度，此类机构显得杂乱无章。更有甚者在调查过程中手段过激，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不断涌现，使得整个行业出现了混乱。虽然公安部于1993年9月7日颁布了《关于禁止开办“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的行政命令，但是并没有解决此机构的混乱状况，相反，由于未得到适当的规范，使得此类机构畸形发展。
一、私力救济之概述
私力救济：指当事人认定其权利遭受侵害之时，在第三者没有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或私力力量，解决纠纷，包括强制和交涉。
对于现代社会的私力救济存在形式种类，笔者将之分为两种形式，即包括非盈利性质和盈利性质。
首先是非盈利性质的私力救济形式，其主要是指类如自助行为、自救行为及占有人的私力救济[1]和来自第三人的非盈利性质的救济的救济形式，这些救济形式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某种权利形式遭到了侵害或是其他人纯道义上的帮助，比起另一种救济形式而言，其弊端几乎为零，而且对于社会风气及治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其不但不会为国家所禁止，而且会被社会所推崇。
盈利性质的私立救济形式或者可直接将其称为私力救济的服务行业，就其服务发生于原权利的先后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类是发生于原权利遭到侵害之前，其服务目的在于保持受保护人权利受保护项的原有状态，使其免于受第三者的侵害，权利人与提供私力救济单位的法定权利与义务以合同形式出现，以合同明确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若权利人的被保护项权利受到了实质侵害，那么提供救济的单位则要按照协议提供相应的赔偿，虽然此类服务行业也存在私力救济普遍存在的两面性，也经常性的诱发一些纠纷甚至是暴力事件，但在庞大的总数面前比例就很低了,故国家采取的是利用相关政策和法律对其进行管理的态度。其代表行业有保险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而第二类则是发生于原权利被侵害之后其服务的目的旨在权利人的原权利或者挽回和减免权利人的损失。由于其可能引发的暴力与侵权的事件比较频繁，对于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并且有人对于其职能发生疑议，认为其职能代替了部分公力救济机关的职能，对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严肃性构成了威胁。因此，对于私力救济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就集中在以服务形式出现的私力救济是否正当。
二、私力救济存之的正当性
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这一关系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是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法的价值概念存立之基础。 法律存在之目的，在于更好的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人们的正当需要而服务，而当其无法达到此职能或者甚至干涉到人们的正当需要时，就应当被排除在法律之外，这还包括一系列的政策，命令，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制定的。“我断言，法律不外乎对强者有利的东西。” 而对于现代法律而言，似乎不应当再如此了，其是属于一切纳税人的。
笔者以为，私力救济的正当性首先体现在其三种特性上；即补充性，过度性及盈利性。
（1）私力救济的补充性
法制社会发展至今日，各项法制建设迅速，包括法律法条的建立健全，执法队伍素质的提升与整改，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对法制社会的熟悉程度都有很大的提高，显示着社会法制话道路之趋势，不容变更。因此世人对于法制化建设也投入了较大的关注，而对于私力救济形式存在之合法性探讨认为已无必要，甚至有人怀疑私力救济机构之存在会挑战公力救济机关的严肃性和权威，笔者认为虽然私力救济是公力救济的前身，但是现今私力救济存在之原因全因公力救济而起，正是因为公力救济机关无法同广泛的救济需求同步发展，其无暇顾及之处，惟由私力救济来承担。所以，私力救济最主要的补充性首先就是对于公力救济而言的。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职能补充，成本补充及心理补充。
① 职能上的补充主要体现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我国有关诉讼法的规定,像一般的民事纠纷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是由原被告私人举证的,也就是说每一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举证人。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让别人放弃或是停止对自己的侵害，在法庭上只有拿出事实来，靠证据说话，然而证据和事实都是靠收集的，而这种收集是某种能力，这个能力包括很多方面，而专业的技术和知识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以及其他一些物质上的因素。但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具备这种能力的。有时当事人自己可能欠缺某方面的能力，或是财力不够，或是时间有限，或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必然要借助某第三者的能力来实现自己权利的恢复或是利益的补偿，以及解决相关的民事纠纷。然而在此时，扮演救济形式主角的公力救济机关是不可能提供任何服务的。对于这些人而言，私人侦探或许是留给他们最好的选择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复杂，对于快速的解决纠纷之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私人侦探在民事诉讼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② 私力救济的存在，毋庸置疑将会大大的节省公力救济成本。公力救济机构作为国家部门，每年会有国家对其进行一定的财政支持，然而这种支持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实力并非强大，有许多的经济项目亟需国家大量资金的投入，对于公力救济机构的投入就将极为有限，这从国家大量的征召保安人员便可知道，这项政策不仅是为了解决“4050”问题，完成就业，更主要的是目前之警力无法完全满足需要，而国家又不可能再提供更多的救济成本以供警力的增加。因此在一些并“不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就安排治安协管员来“协助”一下。毕竟，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一个治安协管员来的待遇要比一个正式的警员要低得多。私力救济的存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力救济的压力，为其节省成本，使其将精力投入到更为需要的事件中去。
法之经济作用，在于其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直接产生影响，其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及生产力的进步。 私力救济存在之后，促使社会救济成本的节省，救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禁令的出台恰巧阻碍了私力救济很好的完成起使命，违背了法律政策存在之原有目的。
③ 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其实是对于民众而言的。然而正是由于私力救济对于公力救济职能的补充才产生了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面对时不时暴出的大案要案，因为警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警方不得不把相对不足的警力投入到这些对于社会而言更为危害重大的案件中。而其他诸如失踪，打架之类的“小案子”自然会安排在其后，有的甚至不力了之。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就不是“小案子”了。民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从小到达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把全部希望放到了相关的职能部门身上。当这种全权责任的寄托由于种种原因而破灭后，势必将产生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但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甚至是支持度的降低，而且当这种不满意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时，必将爆发，而其发泄对象，有或是犯罪分子，那么其结果有可能是恶性暴力事件及其他的社会事件；又有或是发泄在在处理的职能部门身上，那可能导致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但不管发泄在谁的身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法律的本源来说，法应当是理性的，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法就是最高理性，并且他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就是法。” 同时发亦是公意，“法是公意的宣告”。 法律本身应当为民服务，如果私人侦探的出现能够实现其目的，就应当进行积极的维护，而不是反其道行之。
私人侦探业的出现，虽然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由于其往往是站在受害者一边的，正好充当了一个“和事老”的角色。缓解了被救济主体的这种情绪，其应商业的方式很好的弥补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这道“感情裂缝”。
（2）私力救济的盈利性
私力救济的存在，其以盈利为目的，建立以提供救济性质服务的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一般的市场主体存在，不一非法经营为目的，不损害国家及第三者利益，其完全符合我国的市场准入标准，同时，大量的市场需求数据也给予了私力救济正当性有力的证明；
据报道，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统计，我国每年的经济合同为40亿份，履约率不足30％，每年因逃债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每年外贸企业应收帐款的损失接近100亿。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也有55亿之巨。 如果这份数据无误的话，那么我国每年就有28亿份合同存在债务问题，因此而相加的损失之合有1955亿之多。28亿份问题合同，1955亿的经济损失，这对于救济机关而言，这是个多么庞大的市场啊，但这不是目前我国的公力裁判机关和执行机关所要面对的市场，而是他们面对不了的市场。私力救济的存在，虽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市场需求，但其也可以减缓损失如此之巨的现状。而且，私力救济机构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因为私力救济机构本身是一种暴利行业，其还可以为国家带来大量的税收。
私力救济的盈利性其实并不能直接的证明私力救济的正当性，但其可以说明其以盈利为目的而存在是完全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的。虽然目前行内有因为谋取暴利而采取不法手段之行为，但是若使得私力救济存在于法律的监督与引导下，其还是可以提供救济服务的。
（3）私力救济的过度性
私力救济并不可能长期的存在，笔者以为伴随国家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公力救济机构及公民自身救济能力不断增强，仅就此两块已足以满足救济的需要，那么在那个时候也将不再存在救济市场的概念了，“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中道权衡”。 只有法可以真正的达到最终的正义目的，但是在目前，光靠公力救济还达不到这个目标笔者在次强调私力救济的过度性，其实是为了强调其“必经性”，公、私两种救济形态并存之时代，便好象向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样，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公力救济在目前之情况下无法担当起所有的救济责任，如果私力救济不作为的其最佳的补充搭档存在下去的话，那么将会违背社会发展之规律，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其次，私力救济之正当性从法律原理角度讲也是说得通的；
①请求权对私力救济的支持
以权利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利与救济权（因权利之侵害而生之原状回复请求权及损害填补之请求权；与救济权相对待之原来之权利则谓之为原权） 因此可见，请求权可分为原权利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的请求权。 “盖救济权系原权利之侵害而发生，故救济权每为原权利之变形，且多为请求权焉” 笔者以为法律存在之目的主要在于两项职能；维护社会之秩序，保护公民之权利。如果私力救济请求权属正当范围，那么此权利就应当受到保护。
笔者认为，救济权的请求权发生要件是原权利的侵害，与单纯意义上的请求有些不同。请求权的对象是单纯的义务人，只有当此义务人拒绝履行其义务，而权利人坚持其权利的履行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救济权的请求权。具体过程是，首先，权利人要求特定义务人履行其应负义务，若义务人拒绝履行因先前的协定或是其他的行为而导致的义务的话，那么权利人的原权利的请求权则失效，而此时的特定义务人也就向侵权人转型（即法定其要负担某种责任）。此时，当事人可以第二次使用请求权，这里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的请求权。要求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引起的影响，并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笔者先前提到的作为所拥有的救济请求权其实当作请求救济权解，其是对受侵害者而言的，即受害者享有请求救济权或者说救济请求权。请求救济权；其实质是一种救济权，“请求”二字做动词解，是指公民拥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而救济请求权其实质是请求权，“救济”作名词解，即权利人有权要求救济，而其特定义务的形成形式当然有很多种。虽然说他们的具体权利性质不同，但是内容和最终的目的都是相一致的。而笔者在本文中的重点，私力救济，同公力救济、社会救济等救济形式相同，作为一种救济形式而存在，应当属于受害者救济请求权的对象之一。而前文中重点强调的救济权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权利人当然有选择其权利实现形式的权利。“有关民事方面的开放性实质上是给予权利人救济手段的多样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权利人行使私力救济请求权是完全正当的。此权利应受法律的保护。而为其服务的对象私力救济也应当在法律范围之内，否则，此权利是不可能被完整的实施的。民法学界对于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及有关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关于物权请求和侵权行为的立法设计问题，其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建立新的请求权体系和新的民事责任体系。 魏振赢教授在《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一文中说“民法典中不规定物权请求权，新的请求权是基于债权产生的请求权，即债权请求权”。随着社会的变迁，民事权益的不断发展变化，有关民事责任的形式规定也将随之变的多样化起来。那么，救济手段的多样化应当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私力救济作为重要的救济手段更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刑法上明文规定的允许私力救济的存在形式有自助救济、自救行为、正当防卫以及还有其他部分法律的有关允许私力救济形式存在的规定，但仅仅是这些是不够的。公民需要更为广泛的请求权，比如请求非公力机关的第三人为自己收集证据的权利和对于涉及自身的案件实施调查之类。这便是笔者在上文中论述的对于需要私力救济时的请求权。如果此类权利的存在得不到保护的话，中国公民的请求权体系将是极不完整的，深化一点，公民权利的实现将遭到极大的阻碍。而在现实中，由于没有私力救济的存在，公民私立救济请求权得不到很好的实施，这也导致了很多的公民权利至今尚未能得以实现。
② “调查权”对于私力救济的支持
民间调查，有一个更为时髦的称呼私人侦探。所谓私人侦探，是指采用专门知识和社会特殊技能为社会提供调查服务的行业。强大的社会需求为“私人侦探”业的提供了事实理论上的依据，已不用多说了，而其在法律依据上是否符合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搞清两个概念。一个是“侦查”，一个是“调查”，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团，这也是“私人侦探”是否合法的问题上最大的争论点。对于“侦查权”法学家的解释是：国家赋予执法机关的带有强制性的一项权利，包括调查，调取，传唤，留置，拘留，逮捕，查封，冻结，搜查，扣押等一系列侦查手段含有不可抗力性，由特定机关和部门执行，代表国家意志。而“调查权”是指为了了解事实真相而开展的查错，搜集，取证的权利，不具强制性，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而花钱雇侦探，笔者认为和雇律师差不多，都是代行权利罢了。警局的探长与我们平时所说的侦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公职，一个则是对于一类善于刑侦的人员的美称。私人侦探也是一样，其称呼的由来主要是人们对于此行业充满了神秘感和对于其人员的尊敬，并不是说叫侦探就拥有了侦查权。那是对于此行业的误解，他们的经营范围只能是调查而非侦查。所以，若辖定好其行业范围，私力救济在法律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三、私力救济之合法化道路
（1）仲裁制度的借鉴
仲裁作为是民事诉讼的补充，解决民商类的事务纠纷，意义巨大。他们是两种有着密切联系的争议解决机制。民事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仲裁起着支持与监督作用，确保了仲裁程序价值的实现；仲裁也以其方式灵活、程序快捷、费用低廉等特点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
私力救济服务机构的未来存在形式及合法地位，笔者以为，与仲裁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他们所补充的对象不同，但是其补充的形式及相关的位置、效用、地位关系几乎都是相同的。
因为私力救济服务机构并非是公力的职能部门，所以其所替代公力机关之处应当是一般的公民亦可为之却无法为的地方。如西欧或是美国那样让私人侦探介入刑事案件的调查在中国时机尚不成熟，特别是那些涉及到需要强制性或是暴力手段的案件，那样很有可能会导致私刑或是职权的滥用。毕竟，此类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将此类机构限制在民事范围之内，暂时还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做法。私力救济服务机构其职能体现的出现范围只能是以当事人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如果在其职能的范围内出现了对于强制力的需要，那也不能自行使用暴力，而是应当报请公力机关的协助。而此时公力机关也应当做好后盾的作用，给予适当的支持。其次，正如民事诉讼对于仲裁予以监督一样，公力机关亦要起到监督的作用，对于违规操作的私力机构依法取缔，如果出现违法现象更要严惩不贷。同时，私力机构要扮演好公力机关“配角”的角色，对于自己所掌握的一些线索要及时的向公力机关联系，不能仅为自己的利润而延迟了对案件完成的速度，更不能因为掌握一些线索而和当事人或是其他一些利害关系人讨价还价。当然，这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行业规范及道德的制定，这需要国家和所有的私力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的支持他们的人的共同努力。
（2）对于律师制度的借鉴
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名义，经当事人授权或法律的规定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事诉讼的诉讼参加人。
合肥市价格监督检查条例
安徵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合肥市价格监督检查条例
(2003年10月31日合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3年12月13日安徽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价格行为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本条例所称行政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职能过程中依法向特定对象实施特定管理收取的费用或提供特定服务收取的补偿性费用。
本条例所称事业性收费，是指事业单位依法向特定服务对象提供特定服务收取的补偿性费用。事业单位的经营性收费不属于事业性收费。
第四条 价格监督检查支持和促进公平、公正、合法的市场竞争，禁止和纠正价格违法行为，禁止和纠正违反规定的收费行为。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和收费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价格和收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其所属的价格监督检查机构承办具体工作。
监察、财政、公安、审计、税务、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协助查处价格和收费违法行为。
第二章 价格行为
第六条 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除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外，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自主制定。
第七条 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八条 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制定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
（二）在政府指导价规定的幅度内制定价格；
（三）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产品范围内的新产品的试销价格，特定产品除外；
（四）检举、控告侵犯其依法自主定价权利的行为。
第九条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价格违法行为：
（一）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范围内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
（二）提前或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
（三）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四）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变相收取服务费用的；
（五）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的；
（六）代收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费用时，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的 。
第十条 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价格违法行为：
（一）不执行提价申报或调价备案制度的；
（二）超过规定的差价率、利润率幅度的；
（三）不执行规定限价的；
（四）不执行集中定价权限措施的；
（五）不执行冻结价格措施的。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通过协议、决议或协调等串通方式实行以下价格垄断行为：
（一）统一确定、维持或变更价格；
（二）通过限制产量或供应量，操纵价格；
（三）在招投标或拍卖活动中操纵价格；
（四）其他价格垄断的行为。
第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有以下价格欺诈行为：
（一）标价签、价目表等所标示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质地、计价单位、价格等或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内容与实际不符，并以此为手段诱骗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购买的；
（二）对同一商品或服务，在同一交易场所同时使用两种标价签或价目表，以低价招徕顾客并以高价进行结算的；
（三）使用欺骗性或误导性语言、文字、图片、计量单位等标价，诱导他人与其交易的；
（四）标示的市场最低价、出厂价、批发价、特价、极品价等价格标示无依据或无从比较的；
（五）降价销售所标示的折扣商品，折扣幅度与实际不符的；
（六）销售处理商品时，不标示处理品和处理品价格的；
（七）收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带有价格附加条件时，不标示或含糊标示附加条件的；
（八）虚构原价，虚构降价原因，虚假优惠折价，谎称降价或者将要提价，诱骗他人购买的；
（九）谎称收购、销售价格高于或低于其他经营者的收购、销售价格，诱骗消费者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
（十）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谎称为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
第十三条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其价格水平超过政府已公布的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利润率、平均差价率的合理幅度，属于牟取暴利的价格违法行为。
第十四条 经营者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属于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
（一）不标明价格或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的；
（二）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取未标明费用的；
（三）擅自印制标价签的；
（四）使用未经监制的标价内容和方式的。
第十五条 在突发事件期间，经营者销售生活必需品，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属于哄抬价格违法行为：
（一）生产成本或进货成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幅度提高价格的；
（二）在一些地区或行业率先大幅度提高价格的；
（三）囤积居奇，导致商品供不应求而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的。
第三章 收费行为
第十六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制度。收费单位在收费前，须持收费依据和法人证书或职能证明文件到同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
第十七条 收费单位应在收费点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收费时限、批准机关及文号等内容。收费单位在非固定收费点收费时，应当出示收费许可证或副本。
第十八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定期审验制度。审验办法由市人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收费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收取法律、法规和政府或有关部门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费用的；
（二）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增加收费频次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三）擅自立项、自定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或超标准收取费用的；
（四）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蓄金和强制商业保险、赞助以及其他形式变相收费的；
（五）无合法、有效的收费许可证收费的；
（六）不履行职责或不提供服务而收费的；
（七）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
（八）不执行或推迟执行降低收费标准收费的；
（九）不按规定公示收费项目、范围和收费标准等内容而收费的；
（十）不使用统一规定的票据收费的。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价格监督以政府监督为主，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第二十一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价格监督检查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价格法律、法规；
（二）监督价格法律、法规的执行，查处违反价格法律、法规的价格、收费行为； （三）指导社会监督和业务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价格活动；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二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并要求其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和与涉嫌价格或收费违法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
（二）查询、复制与涉嫌价格或收费违法行为有关的账簿、单据、凭证、文件及其他资料，核对与涉嫌价格或收费违法行为有关的银行资料；
（三）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先行登记保存；
（四）检查与涉嫌价格、收费违法行为有关的财物，必要时可以责令当事人暂停相关营业；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三条 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价格监督检查所必需的资料，不得拒绝，不得提供虚假资料，不得作虚假陈述。
第二十四条 价格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出示价格执法证件。
第二十五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建立价格调查、监测和成本监审制度。
经营者应当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如实提供价格调查、监测和成本监审的数据、资料。
第二十六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聘请价格执法监督员，对价格行为和价格监督检查活动进行监督。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公民有权对价格和收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八条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举报价格、收费违法行为或协助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行为有功的；
（二）在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活动中成绩显著的；
（三）秉公执法，在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九条 经营者有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所列行为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收费单位有本条例第十九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将全部非法收费款退还被收费单位和个人，不能退还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被责令暂停相关营业而不停止的，或转移、隐匿、销毁依法登记保存的财物的，处相关营业所得或转移、隐匿、销毁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收费单位、经营者因收费、价格违法行为致使被收费单位和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四条 拒绝、阻碍价格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打击报复举报人或价格行政执法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价格行政执法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经营者的商业秘密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